徐闻—往北冷了,往南热了,徐闻正好!

伏波庵里觅伏波

时间:2017-08-14 16:17:27  来源:徐闻视窗  作者:陈妃来

  一

 

  关注伏波庵,是因为苏轼的《伏波庙记》。

 
  苏轼留下的文学作品总量超过三千,论其影响,诗有饮湖与西林,词有奴娇与水调,文有石钟山与前后赤壁。与它们相比,《伏波庙记》实在是太不起眼了,但其中的“四州之人以徐闻为咽喉”一句,着实让我莫名激动了许久。单凭这点,我也应该去看看伏波庙,去看看锲刻着这篇小记的石碑。
 
  座落于县城南的伏波庵,虽说与伏波庙有一字之差,但这是徐闻现今仅有的以伏波命名的建筑,应当就是以前的伏波庙,苏轼的伏波庙碑也应当在那里。
 
  在一个狂躁尚未苏醒的盛夏之晨,我拜谒了伏波庵。
 
  庵堂座东朝西,门前是车水马龙的交通要道,庵门为牌楼式结构,四柱三洞,十来米高,斗拱层叠,飞檐高翘,彩绘绚丽。庵门上部的牌匾正中,刻着“伏波庵”三个正楷鎏金大字,大门洞两旁的门柱上是一对同样鎏金的楹联:伏敌征好,当年扫净黎氛,前后两汉之戎行曾经此地;波平浪静,尔日荡消蛮虑,路马二公之武烈益著今时。
 
  庵不大,被仅有的几座殿堂撑得满满的。大雄宝殿尚未完工,看得出已经停工很长时间了,梁柱间悬挂着不少蛛丝,随着若有若无的气流轻轻地来回晃荡。尼姑们在水泥裸露的大殿里做早课,木鱼声声,佛语呢喃。
 
  只有我一个访客。随心所欲地信步在小庵里,我期待着与伏波庙碑的不期而遇。
 
  可是,转了一圈,我并没有发现伏波庙碑。
 
  再次仔细地寻遍庵堂的每个角落后,我确认,这里不仅没有伏波庙碑,连伏波将军的塑像甚至牌位都没有。
 
  以伏波命名,理应是伏波将军的纪念堂,但除却庵门上的“伏波”两字及那对歌功颂德的楹联,我在这儿再也找不到与伏波有关的蛛丝马迹。这里摆满了金光闪闪的佛像,大的高达四五米,却连伏波将军一块小小的牌位也容不下。
 
  在门外,我以为即将了却一桩心事,而今,我的满怀期待无可奈何地干瘪成五味杂陈的失落。
 
  走在这逼仄的空间里,即使只有一个访客,我依旧觉得自己的到来给这里添堵了,使小庵更加逼仄起来。
 
  走着走着,我的胸腔也被这里撑得满满的,有点儿喘不气来,赶紧逃离了。
 
  二
 
  由于工作缘故,我现在经常路过伏波庵。我是不会再踏进里面半步了,可每次远远望着那巍巍庵门,望着“伏波庵”三字,我心里还是会泛起阵阵涟漪。偶尔不慎驻足多望几眼,心里竟久久平静不下来。
 
  这不平静,一半是因为伏波将军,另一半,是因为从蛮荒中走过来的徐闻,我的家乡。
 
  历史上的伏波将军不下十位,较著名的有两位,那就是前后伏波将军。前伏波为西汉路博德,后伏波为东汉马援。
 
  这是徐闻开发史上绕不开的两个人。
 
  两千一百多年前,南越王赵佗死后的第26年,南越丞相吕嘉叛乱,杀死第四任南越王及汉使汉将,在南海之滨掀起了祸国殃民的波涛。震惊之余,汉武帝封路博德为伏波将军,命其挥师南下,降伏这股邪恶的波涛。南征的第二年,公元前111年,这是一个不应忘却的时间节点。
 
  这一年,伏波将军荡平南越国,汉武帝分其地置为九郡,在现在的雷州半岛设置徐闻县,以为合浦郡治。
 
  这一年,汉武帝元鼎五年,是徐闻元年,是雷州半岛的的新纪元。我习惯将雷州半岛的历史分为两个大时间段,一是史前时期,一是信史时期,它们的分界点就是伏波将军大展雄风的这一年。这之前的新石器文化、春秋战国时期作为楚国南大门的楚豁楼、秦代南下戍边的士卒甚至南越国的和辑百越,都显得有点儿模糊。但在这之后,红土地上的一切都清晰起来了。新建的官署、戍所是清晰的,新辟的官道、码头是清晰的,招徕的流民、商贾是清晰的,屯聚的锦缎、器物是清晰的,商船云集,伺风而起,深涉重洋,远贸他邦等情景也是清晰的,整整一条灿烂辉煌的海上丝绸之路都清清楚楚。
 
  当然,最清晰的莫过于历经浴血奋战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前伏波将军,以及马革裹尸拯救这一切的后伏波将军。
 
  后伏波将军马援的到来,依旧与战争有关。东汉初年,路博德所开九郡中的交趾郡,也就是现在的越南北部,有一对自幼习武的少数民族姐妹征侧征贰,煽动土著,反抗官府,占领了岭南六十多座城池,南海之滨再一次掀起了邪恶的浪涛。毗邻交趾郡的合浦郡被这股浊浪吞噬了,一时狼烟四起,城池易主,戍所损毁,商船残破,码头堵塞,在铿锵马蹄声中奋进了一百多年的徐闻即将毁于一旦,在文明曙光中沐浴了一百多年的红土地步步走向迷雾。
 
  关键时刻,马援率部挺进岭南,横扫乌合,将昏昏沉沉的红土地从蛮荒的边缘拉了回来,用更加铿锵的马蹄声为徐闻的继续奋进奏响澎湃的音符,以锋芒毕露的长剑指明了海上丝路延续的方向。
 
  我不喜欢战争,但我也无法否认,战争有时候正是文明的开端。正如两伏波的南征,以血腥、野蛮的方式改变了红土地的蛮荒状态,开启了举世瞩目的丝路文明。
 
  若论对古老的红土地的贡献,恐怕无人能望两伏波之项背。可是,可是就这样居功至伟的英雄,理应深深铭记的英雄,徐闻给他们留下了什么?
 
  伏波将军给我们留下了整个徐闻,我们给他们留下的居然只有两个字。不错,就是那单薄的“伏波”两字,仅此而已。
 
  三
 
  对于英雄,徐闻先民的纪念是实实在在的。他们为伏波立祠建庙,世代祭祀,以最原始、最朴实的行为诠释着对英雄的纪念。
 
  至于后人前往祠庙祭祀是求保佑还是瞻仰,很难说。在老百姓的朴素观念体系里面,英雄与神是同体的。英雄是活着的神,神是死后的英雄。英雄生前造福一方,死后为神以独特的方式庇佑一方。传说中的伏波神不仅佑民,而且非常灵验。据说要渡琼州海峡者,但凡到祠庙中求佑,没有不平安往来的。苏轼受贬海南,到伏波庙中祭祀,于是去时顺风,归时顺水。有感于伏波神的帮助,他留下《伏波庙记》以示谢意。南宋宰相李纲被贬海南,三天后遇赦,准备十二月初五北渡海峡。到当地伏波庙占卜后,获知初五不可渡海,初六方可。果然,初五风雨大作,琼州海峡大浪滔天,第二天却是风平浪静,李纲的整个北渡行程安如枕席。到了徐闻伏波庙,李纲也写了一篇感谢信,是为《伏波庙碑阴记》。
 
  当然,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苏轼与李纲,他们祭祀伏波神并非简单的寻求佑护。他们顺着传说的指引,穿过狭长的小径走进伏波庙,祭祀的是神灵,瞻仰的却是英雄。他们的小记,丰富和坐实了传说,吸引更多的人祭祀神灵,瞻仰英雄。
 
  传说的魅力是无穷的,深入人心、打动人心的往往不是历史,而是传说。伏波祠庙一次次被岁月摧毁,徐闻先民却一次又一次地选择重建,为的就是见证和延续这个传说。顺着传说走进祠庙,怀着祈愿祭祀伏波,便是对英雄最崇高的敬意与最深切的怀念。
 
  这种敬意与怀念,延续了两来年,直至那个躁动的年代到来。
 
  半个世纪前的那场大革命,颠覆了人们的基本认知,愚昧和邪恶全副武装,野蛮和暴力冲锋陷阵,文明与良知被践踏得支离破碎,文化与敬仰被蹂躏得体无完肤。面对南蛮,伏波将军气贯长虹、横扫千秋。两千多年后,气贯长虹、横扫千秋的是红卫兵,他们摧毁了屹立在红土地上逾二十个世纪的伏波庙。
 
  我不禁想到了两位伏波将军的遭遇。路博德早年跟随霍去病征战匈奴,屡建奇功,封为邳离侯。南征之后,他益加显贵,但几年后却因一些小事被夺去了侯爵,最终客死边疆。马援更惨。平定二征之后,他被封为新息侯,六十二岁了还飞身上马,请缨南征五溪蛮。而身陷困境时,同僚却趁机诬陷,不仅被收回侯印,他病死前线后也只好草葬荒野,连自家坟地都不敢回。
 
  两伏波的遭遇仿佛已经为伏波庙的下场埋下了一个大伏笔,成为红卫兵肆无忌惮地摧毁伏波庙的绝佳理由。
 
  问题是,红卫兵掀起的“红潮”席卷的并非只有徐闻一地,“红潮”过后,徐闻周边的雷州、海南诸多伏波庙或是修缮或是重建,至今仍是瞻仰伏波的好去处,单单徐闻的伏波庙却如抹掉一般没了踪迹。
 
  其实,也不能说全没了踪迹,起码还有“伏波”两字。在其他地方修缮或重建伏波庙的时候,一些“女菩萨”重修了伏波庙,更名为伏波庵,以为修行之所。
 
  然而,从伏波庙到伏波庵,看似只有一个字的差距,中间却是从传统敬仰到外来宗教的距离,是从纪念英雄到跪拜菩萨的距离,也是从铭记历史到淡忘传说的距离。
 
  这会不会也是某一红土文化从兴盛到式微的距离?我不知道。
 
  四
 
  离开伏波庵时,透过杂乱的灌木丛,我留意到一块石碑孤零零地竖立在与庵堂仅一路之遥的角落里。走近一看,居然是马蹄井碑,碑前居然是传说中的马蹄井。井不大也不深,梨子形,尚有水,就像一樽埋在大地里的茶壶。井的上部用规矩的石块垒叠得整整齐齐,井沿用四块石板围成,半米见方。相传马伏波将军驻军徐闻时,正值雷州半岛赤地千里,泉枯源竭。就在士卒口舌生烟之际,将军的座骑突然咆哮而起,以马蹄刨地,一股清泉汩汩而出,马将军令人掘成一井,顿解军中缺水之困。此泉此井,后人称为马刨泉及马蹄井或伏波井。
 
  眼前的马蹄井不会真的是马援留下来的,岭南大地几乎有伏波祠庙的地方都有伏波井,这些应该是岭南之民感念伏波之功而挖掘的感恩井。这样也挺好的,让那些远久的传说在徐闻总算还能有点儿依托。但是,只读了井后碑纪的第一句话,我便失望了。碑纪是这样的:“此井相传为西汉伏波将军马援南征时……”马援是西汉时的将军么?
 
  还好,井旁还有几块残碑,说不定其中便有伏波庙记碑。当年苏轼留下《伏波庙记》后,徐闻人并没有将其锲刻成碑,这让三十年后走进伏波庙的李纲深感惋惜。李纲书写了《伏波庙记》,叮嘱当地官员务必将其锲刻成碑,把他的《伏波庙碑阴记》一同刻在庙记碑的后面。我想,徐闻人再怎么没有眼光,认识不到苏大文豪作品的价值,地方官员也不至于把曾经的宰相李纲的叮嘱当耳边风吧。
 
  经过努力辨认,仍然没有庙记碑的影儿,倒是有了意外的收获,发现了王公去思碑。王公是徐闻县最后一任知县王辅之,一个人骑着一匹瘦马南下徐闻上任的山东举人。他为官清廉,关心民生,重视文化,组织修编了《徐闻县志》,为徐闻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。这位清贫的知县离任时,徐闻乡绅筹集了一笔钱送给他作为盘缠,但他坚决不受,骑上瘦马,抛下夹道相送的百姓望北而去。后来,乡绅用筹集的那笔钱修建了王公去思亭,立了王公去思碑。再后来,亭毁了,碑还在,却已残。
 
  王公离开徐闻不过一百来年,已是亭毁碑残,在徐闻找不到近一千年前的伏波庙碑以及两千多年前的伏波将军,太不足为奇了。
 
  只是,那些历史,那些传说,那些辉煌,那种敬意,那种怀念,那种文化,可以这样消逝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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